文、攝影/ 阿潑

台灣有句諺語:「第一憨種甘蔗互會社磅」,意指日治時期不公平的政策剝削農民。
蔗糖,作為一種殖民經濟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,哥倫布將甘蔗從西班牙帶到新大陸,但在這之前,糖便已工業的形式存在—這種農產品無法飽食,必須經過加工,從耕種端就是個勞力密集的產業,而後進入製作程序裡,最後則便運送到貿易體系中。因此,比起其他農產品,糖更能彰顯政治經濟的權力運作--不只是殖民者對殖民地,地主對農奴,還有大國對小國。
菲律賓是世界十大產糖國,在東協僅次於泰國。作為昔日西班牙和美國殖民地,菲律賓糖業似乎可說明這種權力關係。作者阿潑去年底到菲律賓,替我們探查糖的歷史,將以系列文章告訴我們口裡享受的甜蜜其實是農民苦澀的血淚,「第一憨」的無奈,至今未曾改變。

摩托車從鬧區轉進山路後,我便開始感到興奮——一望無際的蔗田爬滿坡地,滿載甘蔗的重型卡車不斷迎面而來...,都是未曾見過的景象。但這種新鮮感維持不到半小時,便視覺疲勞,略覺單調,此時,我還不知道,在西內格羅斯(Negros Occidental)期間,不管到哪兒都會看到同樣的景象。

每年十到四月,內格羅斯四處可見載運甘蔗的卡車。

菲律賓是世界重要的糖產國之一。在東協諸國中,產量僅次於泰國,是菲律賓主要的經濟作物;菲律賓有八區、十七省產糖,最重要的產區在內格羅斯,佔總產量的一半之多,因此,這座「黑人島」也有蔗糖之島的稱號。

甘蔗一年一穫,自十月開始到隔年四月,便是收割季,內格羅斯約三十萬蔗糖工人傾力而出,大半個島都可見勞動的身影以及高疊收成的卡車。我正是在此時來到這座島「找糖」。

「他們竟然還在工作。」下車後,Ronilo V. Desabille忍不住低吼了一聲。

「他們?」顛簸了一個多小時,只覺屁股失去知覺,雙腿麻軟, 精神恍惚,Ronilo的話於我顯得沒頭沒尾,必須確認意思。

這位23歲的NSWF(全國蔗糖工人同盟)成員於是朝前方那片收割大半的光禿蔗園指了指:「今天是聖誕節耶。」

聖誕節到新年,是菲律賓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假期,理應休息與家人團圓,但那片田裡仍有十餘位工人彎腰砍取蔗糖,黑色影子在堆疊成山的棕色甘蔗上閃動。我瞬間明白他的憤怒,這憤怒並非是指向資方壓榨勞動者而已,還針對菲律賓百年來無法撼動的政經結構。

甘蔗是勞力密集的產業,要裝載一卡車,需大量人力。

「他們如果不工作的話,就沒有飯吃。」 Ronilo的工作就是在幫助這些工人。

莊園裡的農工在收割季期間領著的是一般工人的薪水,一天約90塊台幣,是法定最低工資的一半。但在非生產性期間,每半個月能領到500-1000披索,大約300-700元台幣,換句話說,在這段時期,一個人以一個月最多1500台幣的收入支撐一個家庭。

但這些正在勞動的身影,並不歸屬於那個莊園,而是季節性工人,名為撒咖達(sakada)。因為甘蔗收割需要大量人力與勞力,莊園地主會在在這段期間雇用大量撒咖達,好解決人力需求。這些工人每日居住在蚊蟲侵擾、狹窄惡臭的工寮裡,吃著腐敗酸臭的食物,工時超過十二小時...即使如此,他們所領的錢僅有塊台幣60,報酬遠低於勞務。但他們不能抱怨,因為,這些錢必須養家,如果不工作,就沒有錢,沒有錢,孩子就會餓死。

為了掙得溫飽,收割季他們必須日日工作,因為之後等著他們的是三個月到半年不等的碾磨季(milling season),這段時間,地主不需要工人,他們便不能工作,無錢可領,無飯可吃。菲律賓人稱這段時期為Timpo Muerto,也是死亡季節(dead season)。對這些家庭來說,別說讓孩子上學,連食物都沒有,常有死亡情事發生。

甘蔗收成移賴大量季節性移工。

說到底,我之所以會來這座島,也是因為看了日本記者高橋章三80年代於菲律賓內格羅斯(Negros)的調查報導,探討1980年代因糖價崩跌,這個島的孩子缺乏食物因飢餓而大量死亡的事:「1985年一年之間,內格羅斯島有一千名以上的小孩因為營養不良而死亡。根據報導,目前正掙扎在飢餓線上的兒童,多達十數萬名。...」

除了高橋章三的調查報導外,國際媒體也注意到,《亞洲週刊》(Asia week)還給予一個標題Batang Negros (內格羅斯的小孩)來控訴這個地獄。

「內格羅斯島大飢,直接的原因,在於這個島主要輸出產業蔗糖,遭逢了嚴重不景氣。那是當前國際價大暴落帶來的必然結果。1984年,國際糖價陡降了八分之一,已經不敷成本,全體蔗糖莊園主相繼實施減產。」高橋章三寫道:「長期以來,內格羅斯這些莊園主,以令人無法置信之低的工資,酷使著糖業工人而獲致鉅富。然而,一旦遇到經營危機,則只知道把工人當作害蟲一般,從甘蔗園或製糖廠趕出去,以減少負擔,確保利潤。」

我將刊登這調查報導的《人間雜誌》拿出來給 Ronilo看,說自己就是為這個議題而來,「現在你們的孩子還會餓死嗎?」

「當然。」Ronilo說,糖價受國際波動影響,但即使是糖價上揚,工人還是那份微薄工資,錢只會進地主口袋,「更不用說現在極端氣候,糖生產量不穩定。」

 Ronilo自己就生長在農家,從小看著鄰居朋友挨餓的慘況,知道如果沒得吃,沒得上學,沒有基本的權利,這些蔗農永遠處在一種無法翻身的結構,「我很想幫助他們。」 Ronilo有著與生俱來的正義感,身為老么的他,因父母兄長的愛,能多得到點資源,多讀點書,才能跳脫農工命運,成為一個幫助農民的組織工作者。

NSWF 成員一直為農民權益努力。

NSWF成立於1972年,正是菲律賓左派勢力高漲之時,這個由左派掀起的工會運動轟轟烈烈展開,替工人爭取權益,不斷高呼「蔗糖之鄉需要土地改革」的口號。但政府卻以暗殺和屠殺來應付他們。初見 Ronilo那晚,他便熱切引領我去看一個拳頭式的地標,稱這是某次政府鎮壓行動的紀念碑,「馬可仕鎮壓了抗議群眾。」

當時在任總統的馬可仕,雖大刀闊斧實行各項建設、創立菲律賓的黃金時期,但對左派和工會手段也很強硬,甚至發佈戒嚴令喝叱、阻擋、鎮壓任何反對聲浪,成為人權與工運的黑暗時期。但即使1986年馬可仕倒台,到所謂民主化的今天,土地改革仍然停滯,Ronilo心心念念的,都是土地。

我們坐在某個蔗農家的外頭,看著海聊天。他說自己的組織再做的事,就是要求政府實施土地改革,讓人民擁有土地,「擁有土地這件事很重要,只要擁有土地,才能擺脫封建且單一作物的悲劇。他們才不會餓死。」

Ronilo進一步解釋,蔗糖一年一穫,整座島都產糖,沒有其他的食物,「但糖能吃飽嗎?農民難道不能夠種能夠餵飽自己的食物嗎?」他認為,只有擁有土地,才不會受地主掌控,他們也才不會餓死。但土地改革之路非常漫長,困難重重。「因為地主就是政府的一部份,更別說政府官員貪污。但能怎麼辦呢?還是要繼續奮鬥下去。」

延伸閱讀:

【菲關糖事】之二:殖民與糖

【菲關糖事】之三:控制一切的美國

專欄作家
阿潑
本名黃奕瀠。受過新聞與人類學訓練,擔任過記者、偏遠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志工和NGO工作者,現專職寫作。著有《憂鬱的邊界》、《介入的旁觀者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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