內容提供/ 豐年雜誌 文/ 林慧貞 圖片提供/ 馮海東 首圖攝影/ 許鈺屏

近幾年食安問題頻傳,許多民眾一聽到農藥就避之唯恐不及,但對農民來說,農藥是防治病蟲害、確保年年有收益的重要幫手,如何用得正確才是問題核心。
現任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副局長的馮海東,正是建立臺灣農藥管理機制的幕後功臣,35年公職生涯中,確立臺灣農藥試驗標準、和國際接軌推動農藥試驗單位認可制度、逐步淘汰高風險農藥,近幾年更致力加強農藥流向追蹤,提升用藥安全,可說是臺灣農藥產業前進的推手。

60年代,全世界掀起「綠色革命」,農作物產量翻倍躍進,除了農業機械日新月異,還有化學肥料與高產種子的誕生,但最重要的推力,莫過於化學農藥大躍進,使人們得以克服過往頭疼的病蟲害。

全世界農藥蓬勃發展之際,馮海東還是中興大學昆蟲系的學生,隨後也留在中興讀研究所,主攻農藥毒理,研究農藥殺蟲機制。那時,國內農藥產業尚未成熟,研究農藥的人才相對較少。因此,馮海東畢業後,還沒當兵便被「預定」到臺灣植物保護中心,退伍後,隨即進入植保中心毒理組擔任研究助理,開啟長達35年的公務員生涯。

民國104年馮海東代表參與「臺美農產品檢驗檢疫技術工作小組諮商會議」,並於會後簽署。

馮海東進入植保中心的首項工作,便是跟著當時的主任李國欽,研究昆蟲對農藥的抗藥性。李國欽曾在美國羅德島攻讀農業化學博士,專長農藥毒理和植物保護,是臺灣農藥管理的重要奠基者,也是馮海東至今念念不忘的恩師。

馮海東回憶,民國70幾年時,臺灣農藥產業蓬勃發展,農藥工廠有7、80家,是現在的兩倍,但社會對農藥的研究和知識普遍不足。由於農藥本質是保護植物不受病蟲害影響,促進糧食增產,因此早期臺灣對農藥多採正面評價,而農藥對環境、生態,及身體健康的影響著墨較少。

最著名的案例,莫過於民國70年代,全臺最大的農藥工廠——三晃農藥廠,在臺中大里和太平排放含有重金屬的廢水、惡氣,持續15年,才在地方民眾強烈抗議下關廠。

馮海東補充,其實早在50年代,臺北市衛生局就已經利用生化法做農藥殘留檢驗,換句話說,當時已有農藥殘留的概念,「但大家只知道會中毒,不知如何致毒、對環境有什麼影響。」

他進入植保中心時,內部正好組織調整,開始有系統地建立農藥數據資料,例如致變異性、對水生動植物的毒性;民國74年,植保中心進一步改組成現行的「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」,此前一年(民國73年),全球農藥發展龍頭——美國,制定「優良實驗室操作規範」,明定實驗規範、實驗室基本標準,確保農藥試驗數據的品質和有效性。

這套體系成為全世界參考規範,臺灣也在5年後跟進。不過在此之前,馮海東和同仁早已逐步往此方向邁進,他一路參與藥毒所成立,74年擔任藥毒所副研究員兼秘書,83年接掌藥毒所農藥化學組主任。

馮海東主持農藥施用技術及飄散管理研討會,力求提升農藥使用的安全性,更增添業者與消費者安心。

提升農藥品質,促進產業成長

農藥化學組是植保中心改組成藥毒所後新設的部門,主要任務是建立農藥品質規範、管理機制和偵測市面上的偽劣農藥。馮海東說,那時候的農藥審查規範還非常原始,可能找到實驗室的同儕審查就好,「端看實驗室良心」。

成立農藥化學系之後,馮海東開始有系統地和國際接軌,制定農藥規格與試驗標準。他舉例,以前一項農藥也許只要做兩次實驗就好,後來可能要增加到5次。

這樣的措施一舉抬升農藥上市的門檻,自然引起業者反彈。馮海東坦言壓力不小,所有標準都經過多次修改,例如,有些標準可能較適用溫帶國家,藥毒所就得因應臺灣悶熱潮濕的地理環境、作物栽培習慣等,適度調整出最適合的農藥試驗標準。

有了棍子自然也要拿出胡蘿蔔,輔導農業從業人員提升技術,民國90年代,藥毒所開設許多訓練班,教授農藥工廠人員農藥技術、管理,輔導業者自主管理。

馮海東任內制定的農藥試驗、規格等,為現有農藥管理體系奠定重要基礎。10多年後回顧,他認為,當時種種措施促進臺灣農藥產業提升,剛開始可能有5成農藥工廠都沒品管,即使沒有故意偷工減料,也可能因為技術不足,導致農藥品質不佳,雖然制定規範一開始可能增加許多人力和時間成本,但整體農藥產業的水準卻成長了。

除了在實驗室內研究農藥技術,馮海東更親自帶隊到農藥工廠執行檢查業務,站在第一線確保藥物品質。

跟進世界潮流,逐步淘汰高風險農藥

民國87年,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正式設立,統籌臺灣農藥和動物用藥管理,前農委會主委陳保基上任後,在民國101年指派馮海東擔任副局長。

這時世界的農藥趨勢又起變化,食安問題當道,加上科學技術不斷提昇,過往高風險的農藥出現替代品,漸漸不符潮流。馮海東首要之務,便是輔導農民轉用替代藥劑,逐步淘汰劇毒農藥。

目前臺灣的劇毒農藥,已經從8年前的53種,到104年為止剩20種。而從104年7月10日起,不再受理劇毒農藥的登記,包括加保扶水懸劑, 以及達馬松、滅賜松等有機磷農藥都是在馮海東任內禁絕。

想當然爾,禁用農藥勢必引起農民反彈,例如,從後年2月1日起,已全面禁止使用巴拉刈,也引起了醫界和農業界之間的對立。身為主管機關,馮海東必須居中斡旋,一方面想辦法找出符合農民需求的替代藥劑,一方面推動巴拉刈代噴制度,限縮取得途徑,「禁用農藥就像大禹治水,要疏導,給農民其他選擇,告訴他們風險、禁用的管理方法。」

延伸用藥、流向證明,確保食品安全

疏導的其中一個方法,便是接軌國際近年蓬勃發展的「農藥群組化延伸評估制度」,簡化農藥登記的門檻,讓少量作物有更多用藥選擇。

另外,近年來防檢局也致力推動農藥流向證明,要求農藥行販售農藥時,必須用電子系統登記購買者姓名、聯絡方式、購買農藥的數量和使用範圍,每年勾稽比對資料,防止農藥不當使用。

從建立農藥基礎資料,到淘汰劇毒農藥、開流向證明,馮海東不斷走在臺灣農藥界的改革前端,罵名與美名同時襲來,但他仍然很感謝一路上伸出援手的諸位貴人。

第一位是領他入門的中興昆蟲系指導教授孫志寧,從大學到研究所,馮海東總共待在孫志寧實驗室5年;第二位是前植保中心主任李國欽, 擁有卓越的視野,看到時代變遷和國家需要,帶領年輕後輩前進;第三位則是前農委會主委陳保基,讓他得以到中央單位歷練。

從單純的研究單位到行政部門,溝通的順序從理、法、情,到以法優先,慢慢講理,做人處事必須考慮到更多人的因素。馮海東半開玩笑說,到現在都還沒調適得很好,每天仍持續學習。

他還透露了一個小秘密,考大學時本來想讀獸醫相關科系,志願欄只有臺大和中興獸醫系,但老爸要求多填幾個,「我就選字最少的填,」沒想到考上中興昆蟲系,雖然從研究四隻腳動物變成六隻腳,不過既然決定往這個方向前進,就會努力做到最好。

農藥群組化,延伸評估制度

臺灣的農藥登記是「一藥劑對應一作物一有害生物」,但臺灣的市場小,業者可能不想針對少量作物的特定病蟲害做實驗、繳交申請資料,導致有些作物無藥可用,或經常出現某種作物驗出「禁藥」,例如可使用在番茄的農藥,卻不能使用在同屬茄科的茄子身上。

延伸用藥便是將屬性相近的作物歸成一個群組,選出受害程度較高、防治較困難的作物,允許農藥業者做代表性作物的實驗,即可適用到其他群組作物,也接受國外相近環境的實驗報告。以「其他皮可食水果」群組為例,殘留風險較高的是草莓或葡萄,因此只要通過這兩者的殘留試驗,就能延伸使用群組中的蓮霧、楊桃、藍莓等31項作物。

目前臺灣共有兩千多項延伸作物和害物,其中四千多項已經制定殘留容許量。

(原文轉載自《豐年雜誌》2017年01 · 02月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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