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09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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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顧食安?用風險溝通克服疑慮/凌明沛

內容提供、圖片提供/ ILSI Taiwan 文/ 凌明沛

從食品安全風險的角度,現今食物可說比以往更加安全、更便利取得,但不少民眾仍認為食品問題變多了,食品安全風險變高了,原因是大多數民眾對風險的認知往往來自於突發的食品事件,缺乏完善的風險溝通所導致。

本文由ILSI Taiwan交流溝通組召集人凌明沛撰文,從何謂「風險」談起,如何透過完善的風險分析系統解決食品問題,並介紹歐洲食品資訊協會(The European Food Information Council)提供的食品風險溝通策略。唯有政府、學術界、及產業界三方主動溝通,提供更多相關資訊,協助民眾瞭解食品安全風險,才能讓民眾重拾對食品安全的信任,達到「食」在安心的境界。

「風險」是什麼?

在瞭解如何進行風險溝通之前,我們必須先瞭解什麼是「風險」?風險是指採取某種行動或不行動時,可能獲得或失去的價值,此價值可能是健康、情緒、社會地位、或財產。風險可被量化為具有不確定性(Uncertainty)的影響。

舉例來說,我們知道每天都可能會下雨,但卻無法確切得知未來降雨的可能性。若沒有攜帶雨具出門卻碰到下雨,就有被雨淋濕的風險。對我們而言,未來是否下雨為具有不確定性的情形,此時多數人會觀看氣象預報,因為它會評估並量化未來下雨的可能性,得到降雨機率的推測,大眾可參考這些推測做出較接近正確的決策,例如:決定是否該攜帶雨具出門等。

風險一詞聽起來很抽象,是因為它具有不確定性。我們無時無刻都處在風險的世界裡,所以如何確認「可接受」風險,又更為重要!

若我們能量化風險,對不確定性進行越準確的評估,進一步辨別可接受風險,所做出的決策就越接近正確。因此,風險與不確定性是一體的兩面,人們時常對不確定性感到害怕,但只要能分析此不確定性,並加以量化,提供大眾清楚的資訊,就能確認是否已處於可接受風險,或進一步評估是否需降低風險,做出正確的決策。

以完整風險分析系統解決食品問題

從上述降雨機率的例子可以得知,為了有效降低風險,需要運用完整的風險分析(Risk Analysis)系統,而一個完整的食品風險分析系統是由食品的「風險評估」(Risk Assessment)、「 風險管理 」(Risk Management)、 及「風險溝通」(Risk Communication)所構成(如下圖)。其中風險溝通扮演極重要的角色,能使各利益相關者更瞭解風險分析的各個階段。

「風險評估」為根據所有科學資訊進行評估,所能得到最大可能風險的結果,取決於三大要素:環境介質(例如:食物)中存在多少化學物質、化學物質固有的毒性、及人體與受污染環境介質的暴露量。「風險管理」則須以風險評估後的結果為基礎,並考量相關法規政策、相關經濟、及社會因素,以發展、建議、及執行已鑑別的風險。「風險溝通」則須不斷交流風險評估結果與風險管理措施相關的資訊與意見。


不完整的風險分析往往起因為風險溝通做得不夠,可能會導致錯誤的風險認知(Risk Perception)與風險態度(Risk Attitude)。「風險認知」是人們對風險的特性與嚴重性進行主觀判斷,會因人而異。「風險態度」是對顯著不確定性的認知,該如何選擇的反應。

現今不少民眾卻對食品的信心越來越匱乏,對政府與食品產業存在不信任感。有鑑於此,產業界、官方、及學術界三方應更主動溝通、提供更多相關資訊,協助民眾瞭解食品,重建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信任。

食品安全風險溝通策略

食品為高度涉及個人與情感的話題,通常與文化、信仰、個人習慣等密切相關。而食品風險溝通的對象更橫跨廣泛族群,包括:一般民眾、媒體、特定消費族群、食品產業、及其他利益團體等。這些族群會依據其現有知識,放大或縮小特定風險,其中心理、社會、及文化等因素都可能影響其接受風險資訊的方式。

例如:許多人傾向接受來自他們信任來源的風險資訊,而不信任不符自身觀點的資訊,即為所謂的「風險認知缺口(Risk Perception Gap)」。有鑑於此,歐洲食品資訊協會(The European Food Information Council, EUFIC)於2017年出版「如何溝通食品風險?」(How to Communicate Food Risk?)手冊,呼籲進行食品風險溝通時,溝通者應該保有適當的敏感度與同理心。以下分享該協會提供的食品風險溝通策略:

1. 評估風險狀況——納入風險認知對溝通的影響
進行溝通前必須先蒐集關於風險的科學證據,瞭解它們如何影響人們對風險的感知。首先,應先蒐集與確認風險評估的證據,區分清楚危害(Hazard)與風險(Risk)的差別(如下圖)。需要認清的是,只有危害不足以造成風險,仍須衡量暴露量的高低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人們普遍傾向低估自然產生的風險(例如:細菌性食品中毒、食物中的天然毒素等),而高估人為來源的風險(例如:食品添加物、農藥、動物用藥、及抗生素等),即便這些人為來源須先經過全面的安全評估才能使用。而受到大眾高度關注的風險,即使屬於低風險,也會不自覺地增強對該風險的危害認知(例如:蔬果中農藥殘留);反之,受到普通關注的風險(例如:微生物污染的食源性疾病),即使是高風險,也會被認知為低風險。

此外,行為是否具有自願性也會影響到人們對風險的感知,人們普遍認為他們自願承擔行為的風險(例如:自行開車)會比他們無法控制的非自願風險還要低(例如:作為乘客)。人們的風險認知也會受其過去類似的記憶所影響,因此若要溝通新的風險,應謹慎避免引用已知的誤解或不正確的負面看法。

2. 瞭解接受資訊對象
由於風險溝通的對象具個體差異,例如:不同的飲食習慣、社會經濟地位等,進行風險溝通前需先瞭解接受資訊的對象,這會影響風險溝通需達到的目標與風險認知程度的差異。例如:若食品安全事件的影響對象為嬰幼兒等較無抵抗能力、易受傷害的族群,媒體與大眾的關切程度可能會較高。

3. 準備欲溝通的關鍵資訊
當溝通者瞭解風險狀況與確認接收資訊對象後,就可以針對此風險準備欲溝通的關鍵資訊,包括:應解決的問題、風險物質是什麼、如何避免或減少此風險、如何防止事件再發生、及民眾可以從何處獲得更多資訊等。

4. 聽取意見、評估、及優化
風險溝通是雙向的過程,當資訊已經公開傳播, 隨時監控此資訊的公眾回應,可以為風險溝通提供有效且寶貴的反饋。

5. 與關切相同主題的利益關係者合作
食品風險的主要傳播者,包括:政府部門、科學家、 大眾媒體、食品產業、及其他利益團體等,藉由與這些多重管道進行日常且持續的合作,將有助於風險溝通的效果與影響力。

食安風險溝通仍不足,主動溝通、完整溝通、透明溝通為三要

近年來民眾認為食安問題變多了,食品安全風險變高了,原因是大多數民眾對風險的認知來自於突發事件,而這些突發事件又常與「食品詐欺」脫不了關係。被欺騙的感覺並不好受,民眾對食品的信任常就是從這些突發的食品事件逐漸消磨殆盡。事實上,若將這些食品摻假、詐欺事件所導致的健康風險與重大環境污染事件所導致的風險相比,其實風險相對較低,但民眾普遍無法接受。

再者,食品安全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完善的風險溝通,實際風險分析得到的科學證據及結果,與民眾對風險認知的落差無法被弭平。若政府、學術界、及產業界未能在適當時機給予合理的解釋與說明,更會加劇民眾風險認知的偏差。

此外,也應該提高民眾風險溝通的參與度,在合理的限度下促進溝通透明化,避免只交代片面資訊,讓民眾以為其中隱藏著更多不能說的秘密,造成惡性循環,這些都是產官學界與民眾需要共同正視與解決的問題。

(本文轉載自2017年6月號ILSI Taiwan 專欄,原標題為「建立食安信心的重要關鍵──強化風險溝通!」)

延伸閱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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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一段與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的農業奇緣(下篇)/丁文郁

2005年還心念「農業基本法」立法的李前總統,對於臺灣加入WTO之後的開放環境如何思考?現今為農業人信奉的「三生一體」與「六級化產業」的農業觀,如何普及於世,本文作者在這一篇呈現立法過程。 最後,為什麼李前總統要親自實踐發展「臺灣國產肉牛產業」,與臺灣農地休耕、土地利用有什麼關係,他的一整套農業思想的脈絡終於在此呈現並得到結論。 文/丁文郁 本文承《記一段與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的農業奇緣(上篇)》、      《記一段與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的農業奇緣(中篇)》 ▌ 五、建立農業金融重建基金機制的促進者 為處理經營不善之金融機構,我國參考外國以政府公共資金挹注方式立法例,於2001年6月27日立法院通過「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」(以下稱本條例),並在當年7月9日公布施行。 由於設置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(以下稱重建基金)乃是處理經營不善金融機構之過度機制,故依本條例規定,最長以4年為期。易言之,民國94年7月10日為金融重建基金機制屆期退場日。 建立在農業金融法第 60條第一項18法律基礎上,並依據2004年6月11日立法院第5屆第5會期第21次會議附帶決議,未來本條例修法擴大重建基金規模時,其中 20%應做為處理經營不善的農漁會信用部專款之用。 雖然確定重建基金處理經營不善的農漁會信用部專款,但是由於重建基金即將於2005年7月10日屆期退場,所以在本條例擴大重建基金規模修法通過至重建基金期滿日,期間甚短,預計不到2個月時間,要求農委會有效處理經營不善的農漁會信用部,誠屬不能而非不為,更無異是緣木求魚之事。 為讓立法院附帶決議能夠真正落實,並確保剛獨立於一般金融之外的我國農業金融體系的健全與永續,配合本條例擴大重建基金規模修法,必須為制定農業金融重建基金機制取得法源依據,以專責處理經營不善農漁會信用部;且農業金融重建基金運用期限不受2005年7月10日重建基金屆滿退場之限。 有鑒於立法建立農業金融重建基金機制,且其使用不隨著重建基金屆滿退場而結束的必要性,所以筆者求助李前總統,經向其報告說明後,他充分理解此事對農業金融體系的重要性,答應促成此事。所以李前總統訓令台聯立法院黨團全力推動自不在話下,也並不排除有請立法院王院長玉成此事之立法。最後2005年5月31日本條例修法通過時,增列農業金融重建基金機制,且其使用不隨著重建基金屆滿退場而結束的條文。 由於建立農業金融重建基金機制有了220億元專款19,爾後農漁會信用部如有經營不善需退場時,所需資金缺口之賠付,有農業金融重建基金專款的支應,可不虞匱乏,除有助於健全農業金融體系外;再者,因農漁會信用部經營不善需退場時,其賠付不需動用到存保公司之理賠,所以在立法建立農業金融重建基金機制後,每當存款保險費率調整時,農漁會信用部不是未調高,就是相較其他金融機構都是調幅最低者。 ▌ 六、推動農業基本法立法的首倡者 1972年蔣經國先生出任行政院長,依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李前總統之建議,提出「加速農村建設九大措施」之農業政策,才有制定一部農業基本大法作為法律依據之必要性,此乃農業發展條例(以下稱農發條例)立法的時代背景。農發條例自1973年9月3日公布實施以來,一直被視為我國農業根本大法。 但從1990年代起經貿自由化與全球化已是普世價值,我國也在2002年成為世界貿易組織(World Trade Organization,以下稱WTO)會員。為因應經貿自由化與加入WTO的衝擊,我國在1990年代中期,已提出生產、生活與生態「三生一體」與「六級化產業」的農業觀;再者揆審日本在1999年將農業基本法更名為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、德國的糧農林部在2001年改制為消費者保護暨農糧部、英國「農業漁糧部」也在同年調整為「環境糧食暨鄉村事務部」,在在顯示先進國家已經體認環境、消費者與農業三者不可分割的本質。 反觀被視為是我國農業基本大法的農發條例,30幾年來雖然曾配合我國農業經營與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,進行過6次的修法,但因為1973年制定時是建立在農業保護時代,用農業經濟角度,以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為主,著重在農地管理的一部農業憲法,雖歷經6次修法仍然無法因應加入WTO帶來開放系統下,我國三生一體與六級化產業的農業觀及環境、消費者與農業三者不可分割的普世新思維。針對此一情況,李前總統以他在總統任內憲法雖也修正了6次,但還是無法適應我國的國情一樣做為比喻。 所以農經學者出身,且有高度農業情懷的李前總統,體認到此一潮流趨勢,透過其辦公室通知於2005年8月某日約見筆者(正確日期不復記憶也未留有紀錄),充分表達前述觀點後,交付筆者協助邀集學者、專家,以積極研擬一部具有新時代觀與前瞻性的「農業基本法」之任務。 接獲此一任務後,隨即展開多方徵詢,拜李前總統交辦之賜,在不到一個月就順利組成一個囊括農業技術、農業經濟、鄉村發展、農業政策及法律等不同領域專家、學者的農業基本法研擬小組,包括筆者在內共計9位成員20。經過小組成員的分工與多次緊鑼密鼓的研討與整合會議,不負李前總統所託,在2006年3月7日提出「農業基本法」草案,並在4月25日於立法院舉辦公聽會,獲得非常好的評價。 依據公聽會結論加以修正後,為完成立法程序,李前總統將前述「農業基本法」草案,交付台聯立法委員尹伶瑛領銜、並由立法院跨黨派93名立法委員連署提出,在2006年9月19日付委審查。 為落實李前總統的呼籲,2006年12月1日發行的202期農訓雜誌之重點企劃,就以「農業要有出頭天-催生臺灣第一部農業基本法」為題,深入剖析制定農業基本法的必要性與時代意義。除此之外,當年12月12日農漁會智庫-農訓協會邀集全國各級農漁會總幹事,針對制定農業基本法舉辦一場研習會, 以凝聚農民組織的共識。同年12月15日李前總統應邀於2006年中華民國農學團體聯合年會發表專題演講,更是大聲疾呼請農學團體重視,並為制定一部符合世界潮流、我國國情及前瞻性的農業基本法,大家一起努力促成。 揆審立法院自尹伶瑛委員提出至今雖然總共有19個「農業基本法」草案版本,但都欠缺臨門一腳而未能完成三讀立法程序,無疑是李前總統在農業上一大未竟憾事,然無損於其高瞻遠矚,做為制定我國農業憲法首倡者與先驅者的地位。 ▌ 七、發展臺灣肉牛產業的先行者 經由媒體報導,相信不少國人都知道,李前總統成立源興居生技股份有限公司21,自任董事長全力發展臺灣肉牛市場。為什麼貴為國家元首的他在晚年會起了發展本土肉牛産業的念頭,而且還親力親為並付諸行動呢?請容筆者細說其中來龍去脈。 由於國人飲食消費習性改變,每人每年白米的消費量大幅下降,從1993年每人每年60.69公斤降到2002年的49.96公斤,10年間下降17.68%,加上每年進口雜糧數量都在600~800萬公噸,因而導致我國稻米生產過剩。 為降低稻米生產過剩壓力,政府從1984年起即推動稻米減產計畫,如「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六年計畫」鼓勵稻田轉作雜糧或其他作物,並實施雜糧保價收購制度。其後配合我國加入WTO,開放稻米進口同時承諾各項補貼均須削減,而推動「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」,積極鼓勵稻田休耕22。在這規範下, 平地農業為配合政策大量休耕,但坡地農業卻任其開發的矛盾、荒謬的農業政策與現象於焉產生。 眾所周知臺灣是個資源相對稀少的國家,土地更是一項寶貴的天然資源, 所以李前總統對「山頂種菜山下休耕」現象與政策一直無法理解,多次在公開談話中痛心疾首地提及此一議題,並亟思找出解決之道。針對李前總非常關切的休耕議題,筆者只要有機會就向專家學者請益,同時也透過諮詢農會界的實務經驗,期能彙整歸納出可行解決方案供他卓參。 雲林縣斗南鎮農會張有擇總幹事,是2002年9月10日農業界請見李前總統7位代表之一,獲悉李前總統極度關心休耕議題並積極尋求解決之方,所以主動告知筆者該會自2011年推動農牧循環整合計畫,發現透過發展臺灣肉牛產業會是有效解決休耕問題的方法之一,並將相關資料提供給筆者參考。經多次與張總幹事就此事請教與研讀、剖析相關資訊後,也認同這是一件既可促進我國肉牛產業發展,又能解決休耕問題一舉兩得之事。 所以在一次約見時,將張總幹事此一觀點面報李前總統,引起積極為休耕問題找解方、又偏好牛肉的李前總統高度興趣與重視。之後李前總統2度致電筆者詢問我國肉牛產業目前實際情形,並依其囑咐彙整張總幹事實務經驗與相關的資料,完成「臺灣國產肉牛產業分析」報告之撰寫,於2013年4月23日呈請李前總統審閱。在記憶所及,呈上報告後不到二周,李前總統透過筆者約見張總幹事(正確日期因未留下紀錄無法確認),就發展國產肉牛產業與解決休耕事宜,進行廣泛討論與深入了解。 為何發展我國肉牛產業能有機會解決休耕問題呢?檢視2013年4月23日「臺灣國產肉牛產業分析」報告摘述如下: 回顧我國1960年代因看好肉牛產業的發展,故由畜產試驗所進行品種改良,但卻又在1975年開放進口牛肉,在低價的進口牛肉競爭下,本土肉牛產業發展契機被連根拔起。但隨著國民的生產所得越高,我國牛肉需求量,不斷逐年增加,自2009年起我國每年冷凍牛肉進口量約10萬公噸,而國產牛肉供給之市占率僅約6%。所以此時發展我國肉牛產業應是一個新契機,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議題。為何有如此大的市場需求,我國卻未能發展國產肉牛產業, 到底我國發展肉牛產業面臨甚麼問題呢? 其一、農委會不認為我國有發展國產肉牛產業的必要性,故在農委會也無本土肉牛產業的發展政策。由 2012年農委會擬具「美牛事件對我國肉牛產業影響及豬價穩定措施相關說明」、農委會畜牧處並無辦理肉牛產業專責人員,而僅由辦理乳牛產業的官員兼辦等可做為明證。 其二、臺灣長久以來本土並無優良肉牛品種,目前所用之肉牛以荷蘭公乳牛為主,雖其用途為乳、肉兩用,但換肉率及飼料利用率不如真正的肉牛品種。所以引進外國優良肉牛品種,為發展我國肉牛產業重中之重,但引進外國外國優良肉牛品種,種母牛購買、運費、保險、預備種母牛2年飼養費等費用所費不貲,一般農民根本無力負擔。 其三、開放瘦肉精美牛、量大且價格相對便宜,嚴重打擊國產肉牛產業。 其四、肉牛從小牛到肥育完成約2年飼養期長,平均每頭飼養成本約新臺幣6萬元。所需的資金龐大,且周轉期又長,乃是一般農民無法規模經濟飼養的主因,而未達規模經濟飼養,恰是導致經營成本無法降低的主因。 透過發展肉牛產業之同時如何也能解決休耕問題呢?除了政策支持發展我國肉牛產業及引進外國優良肉牛品種外,降低生產成本為發展我國肉牛產業最大挑戰,其中飼料成本為大宗。青割玉米及牧草乃是畜養牛隻的良好芻料,目前種植青割玉米及牧草,雖列為休耕轉作獎勵對象,但因當時政策上並不支持發展國產肉牛產業,所以僅能供應乳牛之用,導致休耕轉作青割玉米或及牧草面積不多。如配合發展我國肉牛產業,則可鼓勵休耕農地更擴大轉種植青割玉米及牧草面積,轉為我國肉牛飼糧來源,不但逐步實踐休耕農地活化的政策, 同時也達到輔導促進我國肉牛產業的發展等雙重之效益。 興許認同「臺灣國產肉牛產業分析」報告,與張總幹事實務經驗,所提出發展我國肉牛產業,也可同時解決休耕問題之論點,強調實踐的李前總統在2014年9月走訪日本北海道時,就將畜牧業做為參訪重點之一。 2015年1月27日,筆者陪同張總幹事就發展本土肉牛產業一事,再度晉見李前總統,面報目前臺灣發展肉牛產業現況、問題與尚待解決事項,並一起分享他去年在北海道參訪畜牧業,尤其是對日本肉牛產業的觀察與心得,同時也據此提出未來我國發展肉牛產業的看法與建議。 2016年7月李前總統出訪日本石垣島,了解日本和牛養殖、培育狀況為此行主要目的之一。 經由陪同張有擇總幹事2次面見李前總統及提供相關分析報告,加上2次赴日訪問對和牛畜養培育的了解,還有本身研讀日本發展肉年產業相關文獻,李前總統應有深刻體會到必須要先有優秀的肉牛品種,此乃發展我國肉牛產業當務之急。 基於和牛已被世界公認為高品質的肉牛品系,國人對和牛也有高度接受度,為突破臺灣缺乏優秀的肉牛品種的困境,筆者相信與日本關係密切又良好的李前總統,應會有引進日本和牛種牛想法並曾努力過,藉以解決發展我國肉牛產業當務之急,然而不知是日本對和牛種牛的管控嚴格,還是有其他原因之故,終究無法如願將其引進到臺灣。 然而就在臺灣為無法引進優質和牛品種倍感失望之際,2016年11月一次與李前總統於位在天母、有李總統餐廳之稱的興蓬萊餐廳會面時(正確日期未留下紀錄),他很高興告知筆者,機緣巧合下在陽明山擎天崗尋找到外型特徵近似日本但馬牛的19頭牛隻,並在當年9月時已由李登輝基金會全數買下。同時也正透過日本專家進行DNA比對,已確認是屬於日本那一種和牛品系23。再者,因為有了這19頭有日本和牛基因的牛隻作為基礎,可以解決長久以來我國因缺乏肉牛品種,但國外優質肉牛品系又難以取得,致使我國肉牛産業發展陷入困境的問題。當下也要求筆者將此一佳音,轉知斗南鎮農會張總幹事。 日後李前總統不畏年高,多次冒著舟車勞頓,親赴牛隻寄養所在花蓮縣鳳林鎮兆豐農場,以了解19頭被其命名「源興牛」的培育情況。他以實際行動展現出促進臺灣肉牛產業的發展期能解決休耕問題,為其人生最後一役的決心與堅定意志力,由此可見一斑。 準此而言,為臺灣尋找到有「原原種但馬牛」基因的牛隻,並以其為基礎積極推動臺灣肉牛產業之發展,無疑是一生以農業人自居的李前總統,對我國農業最後的一項貢獻。 結論 早在農業金融法通過後,於2003年10月14日陪同李前總統前往林邊鄉農會訪視途中,筆者就向李前總統提出,擬將他促成「1123 與農共生」農民運動與催生制定農業金融法等事蹟,予以記載並披露。沒想到他以和煦的口氣,笑笑對筆者說:「有幫到忙最為重要,如果什麼都要寫,怎麼寫都寫不完。」 此話一出讓筆者的想法只能束之高閣。雖然已事隔多年,但當年李前總統說話的手勢與表情神韻,恍如昨日般還是那麼清晰地一直刻劃在腦海中。 如今哲人已萎,又因不忍這段有著李前總統參與的農業史實,隨著時間久遠而盡成灰燼,所以筆者謹將手邊檔案紀錄,加上與李前總統在農業議題實際互動,依時間序自他總統卸任後與其有密切相關的7項農業事件,詳細地加以文字化,除了讓這段歷史公諸於世永流傳外,更藉以表達筆者對李前總統知遇之恩無盡的感念與追思。 曾有人問過筆者李前總統的農業觀為何呢?謹就和李前總統多年的互動與近距離的觀察、體會,筆者認為可用「以人性與人道為經,實踐及公義為緯,交織建構出他老人家的農業觀」一句話予以概括。 「千風之歌 」是李前總統晚年最喜歡的一首日文歌曲,歌詞中闡述著有堅定基督信仰的他,對死亡深深的體悟。祝願已化做千縷微風的李前總統,仍如在世一樣繼續照拂臺灣農業與守護著我國農漁會。 【註解】 18 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於存續期間,應指撥專款處理經營不善之信用部。 19 依據2005年5月31日修法通過的本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,本條例修正施行後新增之金融業營業稅稅款,其運用總額以新臺幣1,100億元為限。所以20%做為處理經營不善信用部之用農業金融重建基金專款為220億元。 20 9位成員:蔡宏進(臺大農推系名譽教授) 、楊平世(臺大昆蟲系教授、臺大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前院長)、吳榮杰(臺大農經系教授)、郭華仁(臺大農藝系教授兼系主任)、林順福(臺大農藝系助理教授)、李元和(佛光大學經研所所長、前農委會農糧處副處長)、謝銘洋(臺大法律系教授)、胡忠一(東京大學農經博士、農委會企劃處副處長)、丁文郁(台大農推博士、農訓協會高級研究員兼處長)。 21 2017年由李前總統發起成立「源興居生技公司」,係以其臺北三芝的祖厝「源興居」命名。 22 在政策鼓舞下,我國休耕與轉作面積逐年增加,從1997年的14萬多公頃增加到2005年的28萬多公頃,種稻面積相對也從36萬多公頃減少到23萬多公頃,2004年更是首度休耕面積超過種稻面積。 23 2018年經過血液及基因檢測結果,認定該批19頭牛為「原原種但馬牛」,在長期近親繁殖下產生「基因純化」現象,保留了日本但馬牛的原始基因庫。19頭牛由李前總統以其祖厝「源興居」命名為《源興牛》,為了解密源興牛的身世,李登輝與日本和牛專家學者中村佐都志、長嶺慶隆展開研究,確認源興牛與黑毛和牛的遺傳關係,研究結果也以李前總統為第一作者,發表在當年《日本畜產學會報》。此一發現對臺灣肉牛產業與日本和牛發展都有重大意義。 【延伸閱讀】 記一段與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的農業奇緣(上篇)/丁文郁 記一段與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的農業奇緣(中篇)/丁文郁 *此文後續也將刊登於「農業推廣文彙」。 作者/丁文郁 臺灣大學農業推廣學博士、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高級研究員兼出版處長。經歷:全國農漁會自救會執行秘書、全國農業金庫獨立董事、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評價小組委 員、行政院農業委員農會漁會信用部賠付專款評價小組委員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肥料價格審議小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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